今天看中央台《道德观查》节目，又有感慨。其实每次看这档节目我都会有心灵的撞击，只是不是每次都会拿起笔来记下这感受。今天要说的是由来已久的“看客”问题。节目中讲了这样几个故事，相信有些朋友是听过的。

说武汉某公交车上有三名男子因为司机师傅让他们交纳应给的车费钱数而暴打司机，全车28名乘客无一人出手相救，三名男子下车后又要回来继续打司机，这时司机正要开车离开，而全车28名乘客此时终于有反应了，他们嚷嚷着让司机开车门他们要下车，看他们匆匆下车那场面，真是无语。也许遇到歹徒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见义勇为，但是后面这件事可是能够避免的悲剧。

说桂林一名叫小林的女孩因为在跳迪斯科时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女生，于是遭到那女生和其它两个女同伴的暴打，那时已是凌晨一两点，三个女生在胡同里强迫小林脱光衣服，为了羞辱小林，她们把她带到了坐有百余人的网吧，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网吧走了三圈。没有人管。于是三个女生更加猖狂，她们又把小林带到闹市区的街上，大喊“谁要谁带走，免费的……”，于是招来了四名男子将小林带走，在一个荒野里把她轮奸。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目睹了此事却没有一个人战出来主持公道？

说某地一男子在楼顶犹豫着，欲跳楼自杀。公安民警和消防官兵到达现场紧急援救，楼下已经铺好了充气垫子，楼顶上警务人员在极力劝导这名男子。终于男子想要接受他们的援救，可是此时楼下已经聚集了上千人围观，其中竟然有些人在喊“跳啊，怎么不跳呢，我们站了好半天等着看呢……”男子被这冷漠的声音激怒，他伤心欲绝，喝了一口酒，对着叫喊的人们鞠了一躬，纵身一跃跳了下来。这些看客们，看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跳楼摔死在你们面前，你们高兴了吗？满足了吗？

国人的看客心理可谓源远流长，鲁迅先生笔下就曾多次描写和批判。鲁迅先生在《药》里描绘了“看客”的丑态：脖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阿Q被枪毙，看客那么多，而结论是枪毙毕竟没有杀头那么好看。鲁迅先生将看客行为视为中国人的一大劣根性，并且因为受不了那些看着自己同胞被无辜杀害而欢呼的看客们的举动，毅然弃医从文。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始终贯穿着一个疗救看客的主题。然而，时至今日鲁迅先生的宿愿还没有真正得以实现。

怕死是理所应当的，谁不怕死呢？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人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面对暴力和强权而沉默，应该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只要是人类都有这种反应，只不过在我们国人身上表现的更突出而已。历史上不管哪个民族的入侵，最终的结果都是被汉族所同化。日本吃不下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吃不下中国。这种无形的渗透能力，和中华民族历来遇强则弱，逢进而退的特点有很大关系。就好象打太极拳一样，极少正面硬抗。

作为一个民族，有这样的特点是民族之幸。但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就有些悲哀了。任何革命在胜利的初期，都会有喜悦的癫狂和奋斗的欲望。当整个民族都沉浸在为一个理想而奋斗的巨大幻想之中的时候，任何阻挡它的东西都能被无情的摧毁。解放后那几十年的，是非理性的几十年，我们的民族都处在集体兴奋中，一直在摸索中探询。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通俗人生观来说，生活质量提高了，享乐主义盛行了，怕死了，冷漠了，甚至唯恐天下不乱了。

从我国教育动向来说，现在宣传的大都是跟歹徒要斗智不要斗勇，专家学者的言论大体上也是这个方向。成年人更是深深受着这股思想导向的影响，谁家没个孩子呀。于是如此教育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越来越少了。同时，一些传统的所谓人生哲学也在教育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自扫门前雪”，告诫我们“枪打出头鸟”。这真是哲人说的吗？如果真是哲人说的，那这些话现在所引伸出的意义恐怕早已违背了当初那些哲人的本意。我们奉行的这些所谓的处世原则，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冷漠，并从一定意义上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也使社会的罪恶现象多起来。

对此类的看客，也大可不必做愤怒状，因为也许我们就在其中。但总要有理性回归的时候，这也是这种风气不能蔓延下去的原因。面对看客越来越多的现象，没有任何专家和学者能给出原因。国外有心理学家研究说：在众多人群中，多数人都会有从众情绪。换个角度说，也许只是少了一个带好头儿的人，也许只要有人挺身而出，事情就会解决。可是这个为正义出头的人太难做了，更多时候你出头了，得到的却是冷漠。相反，你起哄了，反而有一帮人跟着你。于是，遇到不义之事时我们都犹豫了，我们不再相信身边的人会为正义而欢呼了。

是的，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百姓，关心的都是自己的家长里短的生活，求的是一个安稳的日子，要求每个人都去考虑一些上层建筑的东西，都去匡扶正义、除暴安良也是不可能的。但面对不法行为，假如你喊叫一声，或者报警，或者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势必能够对不法者有一定的震慑力，起码可以让他不要如此猖狂。如果有一日，歹徒或盗贼把罪恶的手伸向自己，你呼叫但得不到他人的救助时，你还会有今天这样的冷漠心态吗？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位令人尊敬的牧师是二战前德国的宗教领袖，他为战后德国社会道德重建立下了不朽功勋。尼莫拉因反对希特勒的犹太政策和对德国教会的控制，被希特勒亲自下令送进集中营，最后在各方正义力量的协助下才逃过纳粹的迫害。这首诗是他在晚年忏悔自己当年的道德污点时写下的，它的不朽价值虽历经50多年风雨，但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2007.1.29 叶子